江应樑（～），广西贺县人，生于云南昆明。祖父江海清（谷君）曾任前清云南地方盐提举，管理盐务，家资殷实，号称“江百万”。然江应樑年幼时，家道中落，被卖到寺庙里当小沙弥，在师父吴心圆（法名月溪）的资助下，继续读书。年至年先后就读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国立暨南大学预科。年，获得云南教育厅奖学金升入暨南大学。四年大学生活，“读过一年中文系，一年社会学系，两年历史系”。年考取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在朱谦之和杨成志的共同指导下学习历史学和人类学。年以《云南摆夷研究》获得史学硕士学位。年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珠海大学。建国后，历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人类学学会第一届主席团成员等职。著有《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西南边疆民族论丛》（）、《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摆夷的经济生活》（）、《摆夷的生活文化》（）、《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百夷传〉校注》（）、《傣族史》（）等十余种。

自大学四年级起江应樑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开始写文章投稿，发表数篇论文（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有《唐宋时中国境内的外侨》（《南诏》年创刊号）、《北京的文人政治》（《前途》第1卷第1期，年）、《阿拉伯船舶东来贸易与两宋经济》（《新亚细亚》第11卷，年）、《中国与南洋群岛之初期交通考》（《滇声》第2期，年）、《中世纪东南亚海道上的航船》（《新亚细亚》年策11卷）《六朝时代中国境内之西域佛僧》（《新亚细亚》第12卷第4期，年）等6篇文章。），只是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的方向比较杂乱，后来都没有继续下去，倒是从此逐渐建立了终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愿望。年，国民党军统和CC系特务占领暨南大学，任教于暨南大学附中的江应樑被赶出学校，迫于生计南下广州。翌年夏，考入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成为研究生，导师是朱谦之和杨成志。

为什么要报考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据江应樑在《我怎样研究西南民族》一文中袒露，他自幼习闻长辈们谈论西南边民的特殊风俗习尚，并对此留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象”。进入大学之后，便开始从史籍中寻找年幼时对西南民族朦胧不解的答案，有意地将学习的兴趣偏向中国民族史，但是从书本上得到的西南民族的知识，对他来说“愈多涉猎而愈搅不清，始终理不出一个头绪”。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江应樑虽然对西南民族的研究素有一定的兴趣，但是苦于没有专业老师的引导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而难窥学术的门径。

直到南下广州之后，才使江应樑幼年的梦想变为现实。在他的眼中，20世纪30年代的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已成为国内民族学、人类学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曾说：

民国二十五年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终仍以“西南民族”作研究专题，这又由于中山大学研究院的文科研究所，积十余年之时间，经国内名教授的倡导经营，对民族学（Ethnology）及人类学（Anthropology），有浓厚的研究空气与特殊的成就，他们对边疆民族尤其是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方法比较进步，从田野工作（Fieldwork）中寻取新的材料，来澄清过去书本上的分歧、错误记载。我倾心于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所以便决定把我的学问对象，集中到这一个小圈子里。这一决定，想不到也就决定了我十余年——也许是终身学术研究的对象。

江应樑对于文科研究所的印象，直至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回忆文章中，仍然强调年代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对建设人类学这门学科是有长期历史并做出了成绩的，院内出版的《民俗》期刊，在国内外学术界很受重视，有关方面的图书资料收藏丰富，研究方针是理论研究、文献资料搜集与民族调查结合进行”。

进入文科研究所之后，江应樑在学习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年11月，他参加了杨成志组织的北江瑶山考察团，负责瑶人历史沿革、宗教信仰、社会生活、衣饰等方面的调查工作，归来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广东北江瑶人的生活》一文，随后在出版的《民俗·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中发表《广东瑶人之今昔观》、《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广东瑶人之房屋及工具》、《广东瑶人服饰》等四篇论文，占该专号全部论文数量的一半。在以上的几篇论文中，江应樑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认真考察了广东瑶人族群的历史、社会组织及经济生产、家庭组织、习性与嗜好、日常生活以及宗教信仰等。试图通过对瑶人历史上的探求，了解该族群的来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以此来解释瑶人各种生活习性之所以如此及必然如此的因果关系。

江应樑与瑶寨头人合影（广东瑶山·年）

年春，他自费参加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合组的海南岛黎苗考察团，深入五指山考察黎苗，负责担任关于黎苗物质文化的观察和黎苗地区的各种饰品、面具、衣饰、艺术品的搜集任务。是年三月，随杨成志、伍锐麟等人结束第一阶段调查任务返回广州，写成《历代治黎与开化海南黎苗》（南京，《新亚细亚》）和《黎苗瑶民族中狗的崇拜》（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两篇文章。其中《历代治黎与开化海南黎苗》从纵的方面切入，重点考察了历代王朝在社会经济、种族及文化、地理及生活习性等方面的治黎方略，阐明数千年来政府平黎治黎失败的原因；再从横的方面，调查了解黎人的现实生活，指出国民政府治黎方案的缺点，从而提出自己的“治黎观”。

海南岛黎苗调查的成功，促使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同仁考虑全面深入调查壮、黎、傣等族群的关系和社会状况。其中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境的摆夷（“傣族”旧称）和黎族同属百越一系，不仅族源相同，文化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江应樑生于昆明，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况已通过北江瑶人和海南黎苗调查实习，初步掌握了田野调查的理论和方法，因而成为云南摆夷调查的不二之选。江应樑晚年在《傣族史》的后记中回忆道：

调查西南族群社会，是江应樑的夙愿。早在年夏，在报考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研究生时，江应樑就提交了《研究西南民族计划》。年10月，他在《昆明民俗志导论》中谈到，自己对于西南民族及西南历史，有着特殊的兴趣，曾拟研究云南民族开化史和民族移民史，并对现时云南全省汉人及苗人地理的分布作详细实地的考察，进而研究汉人对苗民征服的实迹。此后，他为完成编撰《昆明民俗志》一书，限于个人“见闻搜求，诚恐不周”，遂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名义拟定了《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民俗学会征求昆明民俗资料简则》，公开征求昆明一般生活情状（衣、食、住、行）、民间礼俗（生产、婚嫁、丧葬）、民间信仰（佛寺、道观、神庙、鬼怪、巫术、星相、卜筮等）、节令（节气、赴会）、地方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这些工作，都为江应樑第一次云南之行作了必要的学术储备。

在正式前往云南调查之前，江应樑在导师杨成志的指导下拟定了《云南西部民族考察计划》。他认为“西南民族”四字，已为今日人类学和民族学学者所惯用的新兴名词，意指居住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之未开化及半开化之人民，这些人从数量看，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以上；从分布地域上看，所居地域皆国家边防重地，或为物产富饶之区，对国家关系之重要，不言而喻。然数千年以来，由于汉人对“蛮夷”民族抱定一种歧视及鄙薄的心理，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民仍处于一种半原始环境之中，而未达到“与齐民等”的阶段。

云南作为西南民族的主要分布地带，滇西一带族系尤为众多，对其考查可兼得多数族群作为研究之对象，而考察结果则一方面可求得学术上的实证，一方面可作为政府开发边疆的参考，其意义非同一般。

年7月，江应樑到达昆明后，以马代步，途经漾濞、永平、永昌、龙陵等地，最后到达了芒市、遮放、猛卯、陇川等九个土司辖地，详细考察了滇西自大理以下迄腾龙沿边一带的摆夷社会的历史与社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人类学学者身份进入高黎贡山以西对傣族社会进行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年5月，他结束了历时十月之久的滇西之行，顺利返回广州，完成了近20万字的《云南摆夷研究》一书，作为滇西之行的调查报告，获得了硕士学位。

年，江应樑有意将该调查报告公开出版，预先约请罗香林为之作序，但后来不知因何未能公开出版，而将罗先生的序言公开发表出来，也正是这篇遗存的序言使得我们得以窥见该书的大致内容。从罗香林所作的序言中，可以看出，该书共分导论、僰夷之地理分布、僰夷之历史与传说、僰夷社会经济及政治组织、僰夷家族及婚姻制度、僰夷语言文字、僰夷宗教、僰夷民间生活与习俗、僰夷区中异种民族、结论，共十章。罗香林“略读一过，神为之旺”，进而评论道：

岭南大学的伍锐麟教授和中央大学的黄文山教授是江应樑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两位校外审察委员。从事社会学研究有年的伍锐麟对该文的评语是“材料丰富，叙述得体，分析周密，综合尤其精切”；人类学家黄文山阅读过该文之后，在论文的封面题道：“作者对僰夷民族的文化之探讨渊博、周详，略与凌纯声之研究赫哲民族相类，诚为中国民族学初期之佳构”。黄文山提及的赫哲族研究，指的是年春夏期间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凌纯声与商承祚二人前往东北考察被称为“鱼皮鞑子”的赫哲族，历时三个月调查该民族生活状况和社会情形，归来后，两经寒暑，撰成《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年作为中研院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四种出版，其突出的特点，一是以“物”为中心对赫哲族的日常生活进行科学的观察，从而体现出物质文化研究对于民族志书写的重要意义；二是田野调查材料与传统文献相结合，对东北诸民族及赫哲族详加考证；其三，图文并茂，留下了珍贵的图像资料。该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好评，被誉为“我国近年来最科学的民族调查报告，虽其中不免尚有缺点，然已造成中国民族学史上破天荒之著作”。即使40余年后，仍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的民族学工作的圭臬”。由此可知，黄文山将江应樑的摆夷研究与凌纯声的赫哲民族研究相提并论，无疑是对江应樑摆夷研究工作的充分肯定。正是凭借着对西南族群社会出色的研究成绩，江应樑于年10月得到了中英庚款两年的资助，受中山大学校方指派又回到云南继续调查摆夷社会。

此时正值抗战，西南联大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已经入滇，大批专家教授云集昆明，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组织了滇西边地考察团，目的在于寻找一个可供移民垦殖的边区以应长期抗战之需，邀请了许多对边区有研究兴趣的大学教授参加，如北大的孙云铸、张锡褆两教授调查地质，清华的李景汉教授调查社会，李继侗教授调查植物，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陆鼎恒所长调查动物，江应樑也应邀参加，负责民族调查。这时滇缅公路方始修通，由西南运输处供给调查团两部专车，沿公路到了芒市、遮放、猛卯、陇川等地，对于江应樑来说，这是一次“故地重游”，补充了在第一次考察中未获的一些宝贵资料。年12月，江应樑随考察团结束滇西考察任务，顺利返回昆明，归来后写成《滇西摆夷的现实生活》一稿。

年春，中山大学从广州迁至云南澄江办学，江应樑回到中山大学继续教授“中国民族史”和“西南民族研究”两门课程。是年寒假，他主持中山大学文学院史学研究会与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合组路南民族考察团，带领黄达枢、陈翊湛等前往路南的美则、滥泥青各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并将所收集民俗物品及相关材料整理后在文学院内公开展览，写成《路南的撒尼人》一稿，经顾颉刚推荐作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院丛书"之一出版。此外，还组织学生在澄江、昆明、嵩明等地进行实地考察。

中山大学史学系级毕业合影于澄江（前排左二为江应樑、左三为鲁默生，二排左为罗香林、右为杨成志，三排左为吴宗慈，四排左为陈安仁，后排左四为朱谦之，左五为毕业生梁钊韬、左六为吴康。）

年8月，中山大学在许崇清代理校长的主持下，复由云南澄江迁往粤北山区坪石办学，在此之前校方已安排江应樑继续留在云南，一方面为教育部开办的边疆民族训练班和中央政治学校边政专修科讲授“中国民族史”，另一方面筹划进入凉山彝族和西双版纳傣族聚居地区进行社会调查事宜。巴布凉山或称大小凉山，是四川、云南、西康三省接壤的一个原始而神秘的区域，江应樑对调查巴布凉山蓄愿已久，苦于没有经费支持，一直未能成行。此次凉山考察受学校派遣，得到中国边疆建设协会的协助，同时在顾颉刚极力推荐下，四川博物馆馆长冯汉骥答应资助部分考察费用，才使得江应樑的凉山之行得以“遂愿”。考察自年冬开始，至年4月结束，历时百余日，事后写成《凉山罗罗的氏族组织》一文。是年7月，又在原稿基础上扩充为《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一书，惜因战争影响和生活的动荡，直至才正式出版。

从凉山回昆明后，其时昆明与中山大学坪石间的交通已经中断，江应樑与学校失去联系，经友人介绍，任教于昆明近郊的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讲授“民族史”课程。其后江应樑对边疆考察的兴趣丝毫未减，尤其是关于摆夷的调查研究。他认为，云南摆夷的主要聚居区域一是滇西腾龙沿边，二是耿马孟定一带，三是思普沿边的十二版纳（即元明时车里宣慰土司地，今称西双版纳）。以上三个地区仅思普沿边的十二版纳他未去过，而那里又是摆夷的大本营，民间保留的生活形态，较上两个地区更为原始，如能前往该地考察，那么摆夷研究就不必冠以“西部”二字，而是对云南摆夷的整体研究了。在他晚年亲笔书写的一份简历中，有一段叙述便反映这种急切的心情：“我去西双版纳的心不死，总认为傣族聚居的两大区域，我只去了德宏一个地区，而西双版纳是保有原始形态的傣族聚居区，不到西双版纳，只能算见过半个傣族”，并立下宏愿：“今生到不了西双版纳，死不瞑目！”但是从昆明前往西双版纳路途不仅遥远，而且沿途盗匪猖獗，更重要的是筹措不到调查经费，使得这一计划迟迟未能实施。

年，江应樑向时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陆崇仁提出前往十二版纳考察一年的请求，陆善意地为江应樑筹划，认为若以考察的名义入边一年，需要千万元以上的费用，省政府尚无此份公款可以支用，故建议他去做一任车里（今景洪）县长，这样既可以实践治边理想，也可以达到考察愿望。于是，他遂以车里县长的名义，于年7月前往西双版纳。一到那里，他就迫不及待地调查了橄榄坝、大勐笼、小勐养、南糯山等村寨，与当地土著关系也相处得非常融洽。不料正在调查工作有序展开之时，年6月，江应樑接到妻子在昆明离世的噩耗，便丢下县印，带着调查所得的材料急忙返回昆明，西双版纳之行也至此结束。年，已经回到中山大学的江应樑在《云南摆夷研究》和《滇西摆夷的现实生活》两书的原稿基础上，加上在车里8个多月时间里调查所得的资料，整理完成《摆夷的生活和文化》一书，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二、著述特色

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江应樑的田野调查足迹几乎遍及粤北山区、海南孤岛以及云南的全境，研究内容涉及摆夷、瑶、苗、彝、黎、回等族群的历史文化，刊出了大量的学术论著（根据江应樑调查研究内容的不同，大体可以将这些论著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西南摆夷、瑶、苗、彝、黎、回等族群社会的研究，如论文有《滇西摆夷的土司政治》《滇西摆夷的社会经济》《摆夷的家庭组织和婚姻制度》《云南摆夷的社会组织》《摆夷的种属渊源及人口分布》《广东瑶人之今昔观》《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与经咒》《广东瑶人的过去与现状》《苗人来源及其迁徙区域》《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等，著作有《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云南摆夷研究》《滇西摆夷的经济生活》《摆夷的生活和文化》等；二是具有考证、概论性及理论方法介绍的文字，有《云南用贝考》《诸葛亮与云南西部边民》《昆明境内的非汉语边民》、《西南边疆的特种文字》《评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我怎样研究西南民族》等论文；三是民族现实问题的研究，论文有《历代治黎与开化海南黎苗研究》《云南两部之边疆教育》《云南土司制度的利弊与存废》等；著作有《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沿边开发方案》《普思沿边开发方案》等。），这些论著被誉为“我国现代民族学开拓期具有经典性意义的成果”。其内容涉及西南族群社会的文化、制度、经济等方面，并从中反映出其个人治学的鲜明特色。这些特色主要包括：

首先是注重“到蛮夷民间去”发现历史。

早在年1月发表的《云南民族研究计划》中，江应樑便提出，除有关西南族群的历史演变部分以中外所藏的历史文献外，其余如人口分布、生活实相、传说故事、歌谣、风俗信仰、生活用具、生活用品、特殊之作品、艺术品、文字、经典及一切宗教品、民俗物、有历史价值之古物、图片等方面的文字或实物资料均须依赖实际调查所得。此后，在《云南西部民族考察计划》中重申这一观点，他说：

在江应樑看来，在探究族群历史演变方面，传统文献有着诸多不足之处。诚如其在《广东瑶人之今昔观》一文中所说，有关瑶人历史演变中所依据的古书记载存有三大缺点：一是古书对瑶人历史过程上的重要部分，多略而不载，如瑶人的移殖情形、移殖时代、社会经济状况、生活状况等，有的竟毫无记载，或仅能东鳞西爪得到一点线索；二是因古人著书存有一贯的偏见，以此种观念去记载夷民，往往与实情有出入，如古书所记历代汉民族对夷人的征讨等，往往过于张扬其事，甚至以杀人多而夸功；三是凡历代对边境“夷”民记载之典籍，除极少数外，资料来源多非亲见亲闻而得，大半为道听途说，甚或凭空假造，互相抄袭得来。如要弥补古书记载的不足，最直接简便的方法便是“到蛮夷民间去”实地调查，从瑶人社会中搜求直接史料，如瑶人亲口所述之传说、故事、歌谣及瑶人用汉字写出之经典、诗歌等资料。当然这些资料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一是传说多模糊，且无一贯真实性；二是民间调查所得文字中多夹入瑶人自造之汉字，文义晦涩不易解；三是“时”与“地”均不可靠。因此，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须兼采三种史料：一是历代古书中关于瑶人之记载；二是瑶人用汉字写出之经典；三是由瑶人口中探访得知的传说。通过比照考证以上三种史料而求其真实。

江应樑在《评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一文中，曾提出他的族群社会调查的方法论，说：民族调查作为一种新兴的学问，已普遍地为中外学者所重视，它综合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学科，同时调查结果又可以贡献给以上诸种科学。在调查未开化或半开化的民族时，其调查对象，应包括种属来源及演变、人口及地理分布、体质、习性、生活实相、宗教信仰、民俗、文化、语言、特殊事物等十项。在调查的过程中，应尽量站在纯粹”学术的客观立场上，运用新的科学方法，所撰写的调查报告应求精确翔实，同时还应设法搜罗实物及拍摄照片。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总体看来不失为一本比较完善的民族调查书籍，其不足则在于缺乏历史演变的研究。在江应樑看来，调查报告一类的书籍，主要目的虽在于“记载观察所得的实象，但对任何一种事物，欲明其现状，不能不推究过去演变的情形”，尤其是研究一个族群社会更不可少，但该书在绪言及结论中引用中国古籍关于苗人的记载，并不能使读者对苗族过去实绩及由过去演变至今日之阶段得一明确之认识。此外，调查报告中关于苗人生活实象以及文字和社会制度的记载过于简略。

江应樑批评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在关于苗人历史演变和社会制度、文字等方面的调查研究严重不足，更多的是夫子自道，借以阐述其治学理念和学术取径。他说：“我自己去实地作民族调查时，固然本着我个人此种见解去工作，而我对他人民族调查报告等类书籍，也根据我个人此种见解来评价，虽然这样未免觉得太主观或许更有些儿失之于粗略与幼稚。”而他本人在云南西部族群社会的调查过程中，对于僰夷的历史演变和土司制度、经济社会状况、婚姻制度以及文字等方面便都给予了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