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采访摄影三兄弟。原想这个故事的指向肯定是个人突破阶级局限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但聊下来竟然指向更广阔的时代变化。

虽然并没有预想中那么强烈的人类自觉，但他们也算是被命运选中的，成为时代的见证者。

苏家村，嵩明县城南边的多人口汉族村。附近有中国西南最大的骡马交易市场，还有一个因时代与省会波动而出现的旧货交易市场——昆明城大拆大建，拆下来的旧建材都运到这里交易。

问在苏家村娶妻生子过日子的李家老三，60几岁的李克文，家门前排了两公里的旧钢筋、角铁都是怎么来的，他说：“门前空着么，他们就在这边卖了。”

兄弟仨都是农民，年轻时干极重的体力活，曾经一天一夜地挑磷矿，装满60吨的火车货箱。

现在都不种地了，收租为生。三哥自建房一层出租给旧货商（本条街家家如此），每年收租几万；田地数亩出租给外来户种大棚蔬菜。还承包了亩山地雇人种板栗。

嵩明，历史上的诸葛亮与孟获的结盟地（传说，地域上近曲靖，那里是七擒孟获地），虽然离昆明主城60公里，但省会发生的大事小情都会波及该县。

从北京朝阳区到昆明当市委书记的程连元马上到嵩明视察——这是他接任滇中新区党工委书记兼新区主任后首次到该管辖地，当地政府部门为此忙得脚打后脑勺：为了做展示工作效能的展板，有人加班到半夜12点。

苏家村房屋密集，村路灰土覆盖，偶尔闪出块田，撂着卷成捆的稻草，半黄半绿。一眼望出种了啥的裸田在嵩明已不多见——昆曲高速直达嵩明，处于昆明和曲靖两大城市之间的小县城是云南为数不多的平坝所在，取代从前呈贡（从前的县，现在的区，昆明卫星城，市政府新办公地，未来出省的高铁站也在那里），成为供给昆明和周边乃至外省蔬菜的大棚种植地。

头天村里有人过世，办白事使用了公共集会地，导致老人聚会挪到第2天：唱歌、耍龙、拍集体照个人照、杀猪、百人大聚餐。

李家老三连续几年都把养在数公里外承包地的肥猪贡献1口，给聚会餐做主菜。钱也捐上元。他的名字被写在红榜首名。

“我弟是入赘的。以前家里穷，房子不够分。入赘你懂么？”李家老大问。

昨日还是另番布置的村集会大院现在欢声笑语。二层小楼的一层大厅摆满圆桌木椅。百多人分成十几桌。菜用碗盛，由帮厨男女以托盘一次上齐：豆腐圆子、莲藕炖排骨、山药红萝卜炖排骨、红烧猪皮、炸春卷、韭菜鲜肉饺子、苦菜汤、白肉猪肝凉拼、烤酥鸭、凉鸡、小炒肉、凉米线。

村长着笔挺蓝西装，衬衫雪白，头发吹得光光的。

席间穿红着绿的女子不时闪眼往坐着外来户（吾们）的桌上看。

“那个，戴皮帽子的，90岁啦！”李家大哥指给我看。“那个，80多！”

拍百人合照时我想借机摆置下，搞张三兄弟拿相机蹲在诸老人前面的大排场图片——老四想照办，招呼大哥，刚作势要站过去，即被三哥制止：“不能！”

我赶紧作罢。心想怕是村里自有秩序。

老人解散，老三媳妇上前笑着：“他们不是我们苏家村的，他们是杨桥的。”

大哥和四弟弟不是村里人。尽管各自宅院离此地也就是几步路。

吃饭了。桌上开始让菜，你夹给我，我夹给你，行必要礼数。

大哥说：

“我们这儿，办好事家家出来帮忙。家族越大来帮的人越多。有的老板常年在外，别人家办事，他也不回来，也不出人帮忙。到他家有事，没人去，请人要花钱。”

“我们家没有人当官。但我们家在杨桥李家里，是人最多的。”

尽管村庄里很多人都不在种地，但乡俗村序依旧发挥作用。村民通过聚会、仪式（舞龙）凝聚人心（只限老人和留守者），通过助他和得助彰显存在价值。同时，他们也正在经历从农耕社会向市民阶层过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如村民口中的“老板”般外出就业，丧失与村里在人际上的紧密关联，靠雇佣来完成传统仪式——生老病死、红白喜事。

最终，他们将再不回头地走向城市，淹没在更急速的时代洪流中。

苏家村女子舞龙队

乡间做半旦。往往是每年9月到第二年清明节前。这是农耕社会的习惯，秋收开始到春种之前各家各户出门组织友邻聚会吃喝，联络感情，凝聚人心。

乡厨出品。云南汉族村庄，聚会习惯吃杀猪菜：不是专门的厨师做的，谁家办席，由各家出志愿者组成厨房团队，沿袭乡间互帮互助的传统。在福建、台湾，乡厨是专业的，在乡间接到订单就带队带工具前去组织，搭炉灶，出大菜……第一代乡厨后来成长为都市豪华酒店的顶级大厨和餐饮界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