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年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初步核算，全年完成生产总值.7亿元。至此，国内绝大部分主要大中城市均已亮出年GDP家底。

搜狐城市梳理了近年来被定义为一线（4座城市曾经入选）、新一线（20座城市曾经入选）的24座城市自年到年的GDP数据。这些城市，特别是新一线城市在时代潮流中搏击争竞，局部排名座次变动不可谓不剧烈。

“得意者”如连年进击的深圳、苏州、东莞；“失意者”如每况愈下的沈阳、大连，以及近年来失落的天津；而一些城市经历了震荡的四十年，包括处于疫情风暴眼中的武汉、黄海明珠青岛、文化名城杭州、千年古都西安。

当然，还有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的宁波、郑州、长沙、南京，也有诸如无锡、济南、厦门、福州、昆明等地GDP排名一直波澜不惊。但它们都与时代脉搏共跃，现在或曾经跻身新一线，它们并不是没有故事的城。

历史如烟云，城市的兴衰裹挟着身处其中的亿万普通人沉沉浮浮。

黄金时代：从农业县到新一线的东莞

年，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广东率先作出发展来料加工的决定，东莞、南海、顺德、番禺、中山作为先行试点县。

此后40年间，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的东莞，从珠江边的农业县变身“世界工厂”，以飞腾的GDP为注脚，东莞从广深之间杀出一条血路。年，东莞GDP为6.62亿元，不到福州GDP（14.97亿）的一半，而昆明（16.59亿）、大连（43.8亿）、西安（26亿）、济南（26.56亿）、沈阳（49.99亿）等城市更是远远高于东莞。到年，东莞以.5亿的万亿后备军身份全面超越上述城市。

视线再回到东莞的年。试行发展来料加工产业后，东莞县迎来港商投资潮。随之，另一股潮水——东莞逃港潮逐渐消失，早前外逃的东莞人也开始回乡投资兴业。

据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东莞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记载，年，东莞与外商签订“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协议共宗，7.亿美元；新办企业户，共引进各种机械设备5.6万多台（套），价值.9万美元，全县共收入加工费1.26亿美元。而同年，东莞生产总值才13.03亿元。随后，东莞撤县设市，后又升格为地级市，省属直管。

港商之后是台商。年，台湾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两岸长达38年之久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次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进一步促成了台商投资大陆的第一波浪潮。而在东莞投资的第一波台商中，最早可追溯到年3月。

年后，来莞投资的台商越来越多。据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统计，协会成员从年创会时的家发展到最高峰时年的家。数据显示，年至年，东莞连续7年出口总值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仅次于深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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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来一补”经济模式助推下，在外部资金和内地劳动力的支撑下，东莞GDP火箭蹿升，一年上一个大台阶。年.45亿元，年.98亿元，年.92亿元，年.44亿元，年.86亿元，年一举突破亿元，到达.13亿元。随后的两年时间，东莞经济势如破竹，分别达到.48亿、.05亿。至此，东莞已将福州、长沙、郑州、西安、昆明、厦门等新一线城市甩在身后。到年，东莞GDP来到了.26亿元，在一线、新一线城市中排名15。

年，曾于年任东莞县委副书记的李近维向媒体总结了东莞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要素：土地与劳动力。在这两个关键要素上，东莞选择了“没有风险的来料加工”。改革开放30年间，东莞GDP增长了约倍，年均增速达18%，成为最大赢家，这个阶段是东莞引以为傲的“黄金30年”。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随着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土地租金等上涨，人民币大幅升值、政策环境日益严格，东莞“三来一补”模式的黄金时期走向终结。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东莞部分企业逐渐外迁。

东莞进入了艰难的转型期，以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加强产业配套。年，国内手机前三甲的华为和OPPO、VIVO手机入驻东莞，这些大型企业落户不仅带来千亿产值，还带动了配套企业的崛起。年至年，是东莞转型阵痛期，也是GDP短暂的滑落期。

年2月份，《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布，东莞被定位为“集聚高端制造业总部、发展现代服务业于一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基地”，正式跻身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之一。

虽然在所有一线、新一线城市中，最近几年东莞GDP的排名相比巅峰年下降了2名，但是在产业升级转型战略带动下，东莞GDP逐年上升，且含金量更高。年全市GDP达到.5亿元，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同期全国（6.1%）、全省（6.2%）平均水平。按这个速度，年东莞GDP将突破节点性的1万亿元。

除了东莞拥有不俗的发展速度外，还有两座城市的也产生了蝶变，它们是深圳和苏州。

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年，深圳GDP首次超越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排名第一的城市，且没有丝毫缓下脚步的迹象。年深圳GDP增量为副省级城市首位，达到亿元。从年的1.96亿元，到年的.09亿元，四十年间深圳GDP涨了一万三千余倍，从排名垫底到仅次于京沪，跻身一线的速度堪称一骑绝尘。这是中国经济神话最好的背书，是属于南方渔村的“铂金四十年”。

在千里之外的长三角，苏州城也拥有堪比莞深的发展史，如果说深莞是铂金、黄金式发展，那么苏州的发展则堪比白金。苏州GDP从年的12位到近年来的稳居第6。一个地级市，在众多省会城市合围中突围而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白银时代：三座城GDP“缠斗”四十年

奇迹不常有，人间难逃运势。

在改革开放初期，有这么三座城，它们地理方位不同，经济体量却相当。在之后的四十年里，它们各自使出浑身解数，用不同的发展模式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白银时代。它们是努力奋进的副省级城市优等生青岛、杭州、武汉。

让我们先来看看年的GDP，武汉和青岛分别排在第7位（46.2亿元）和第9位（43.6亿元），杭州排在第13位（33.52亿元）。此时，武汉和青岛的经济总量相当，杭州稍逊一筹。

彼时的青岛是和上海、天津并列的三大纺织重镇，在年已经有了“三来一补”订单。武汉则凭借中原重镇的底蕴稳居中部第一大城市。那时的杭州不仅被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甩在身后，甚至比不上南通。如果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一场长跑的话，那么，武汉和青岛在起跑上要领先一个身位。

10年后的年，杭州一路攀升，由第13位来到了第10位（.29亿元），武汉下降两位来到第9位（.75亿元），而青岛则下降三位来到了第12位（.6亿元）。尤其值得